琉璃蜻蜓眼在古代的用法

收集了一點蜻蜓眼資料和蜻蜓眼的用法，嵌玉鑲琉璃鏡，傳洛陽金村出土，哈佛大學博物館藏。

包金鑲玉琉璃銀帶鉤

河南輝縣固圍村5號戰國墓出土
此件帶鉤的主體用白銀鑄造，并經鎦金處理。表面鑄出浮雕式的獸首和長尾鳥作為主題紋飾，獸首分別位于鉤身的前后兩端，作對稱的背向排列。一端形似牛首，另一端從獸首上還延伸出如鴨首或稱為鴻雁首的彎鉤，此鉤特以白玉制成。長尾鳥居鉤身的左右兩側，也作對稱排列，體形修長呈S形盤旋。尾部分翎，有人或以為此是鸚鵡與夔龍纏繞。帶鉤的背上有三塊谷紋白玉玦，非常醒目，兩端的玦中心還各嵌一琉璃珠。

這件包金鑲玉琉璃銀帶鉤采用粗細、扁圓等不同造型線，互相穿插盤繞，造成一種繁縟精細的風格。局部鑿飾小點，并以黑漆勾線點晴，在層次上拉開距離，顯得色彩豐富，結構玲瓏剔透。三塊谷紋白玉玦和玉質鳥首彎鉤的使用，獲得一種材質上的對比變化，而玉質光潔的感覺又與長尾鳥、夔龍的盤旋纏繞形成對比，使裝飾疏密有序，豐富了帶鉤的藝術表現力。再加鎦金工藝，倍添此器富麗華貴的效果。凡此種種又與帶鉤整體的S形造型線相統一，絲絲入扣。

大英博物館的
帶鉤
璀璨晶瑩

大約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西方學者多半都認為古代的中國沒有生產玻璃的技術，并推斷許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來自埃及、伊朗等地。從中國的古代典籍中尋找玻璃的影子，也可以屢屢發現玻璃由西域傳入的情況。如《魏略》中有“大秦國（即羅馬帝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魏書》中還有：“波斯（即伊朗）出金瑜石、珊瑚、琥珀、東渠、瑪瑙、多大珍珠、頗黎、琉璃。”更有西晉文學家潘尼留下了《琉璃碗賦》，其中盛贊“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而遠來的玻璃盛器明澈精美，“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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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某一天，在中國河南傳教的懷特先生（Winter.W .C）有了重大發現。他閑逛集市時收購了一些質樸而華美的琉璃珠。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倫多大學的考古學系，他直覺這些珠子來歷非同尋常，并鍥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們的洛陽金村。后來，通過同位素檢測等科學手段，幾位玻璃專家發現懷特找到的玻璃珠屬于戰國時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鉛、鋇，完全不同于同一時期的西亞玻璃。如玻璃起源的傳說所述，西亞的玻璃制作時需要大量的鈉，屬于鈉鈣玻璃。他們回顧玻璃史并根據玻璃的成分演進分析，西方的玻璃含鉛量微乎其微，而高鋇玻璃更是在19世紀才出現。于是，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玻璃珠當屬中國本土制造。

中國制作玻璃的啟蒙時期可以推算到春秋末戰國初那個烽火連天的時代，大約比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第一塊玻璃晚上整整2500年。河南輝縣玻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上鑲嵌有3片玻璃，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上鑲有2片玻璃，它們差不多是中國現在已經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玻璃了。難以想像的是，這5片玻璃幾乎見證了整個吳越春秋。

古代的中國人嗜玉如命，有專家分析他們在玻璃中加入鉛和鋇，是為了降低玻璃的熔點，并且增加其混濁度和光澤，使其外觀上看起來更加像玉。也有一說認為玻璃是中國乞求長生不老時大興煉丹術的副產品。因為煉丹爐溫度高，而且里面有鉛，所以東漢王充《論衡率性篇》有載：“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

在古代中國一直擔當著貴族標志的玻璃中，有一些舶來品，也有一些純屬“中國制造”，但是，玻璃中加入鉛和鋇之后，易碎的它變得更加易碎了。大概因為很難制造而且容易失卻，玻璃在那些時代一直是顯貴和奢侈的代名詞。想那勾踐、夫差都是一方王者，其名劍上鑲配的就是玻璃，玻璃該有何等尊貴！

真是不好找哦
琉璃的資料
港臺書中查到的

楚國女子的飾品

巢湖北山頭一號墓金箍水晶扣嵌玉鑲料漆壺
該漆罐通腹部被一條寬度為2厘米的條形黃金帶所環繞，鑲嵌裝飾以金帶為中線沿罐體上、下對稱展開，金帶上鑲有8顆料珠，緊挨著金帶是16塊青玉雕成的桃形鳳紋牌飾，玉牌造型相同，但上面8塊和下面8塊的紋飾卻有區別。和玉牌尖端相對應的上、下罐體上分別有8個料珠，罐體上半部分，料珠之間是6塊桃形料器牌飾，另外還有兩個左右對稱的玉質活環鋪首，與其相對的下半部分是8塊桃形料器牌飾。桃形料器牌飾緊靠在罐肩部和下腹部鑲包的銀環上，每個銀環鑲嵌有8顆料珠。漆罐的頸部和圈足上套有環形水晶圈，水晶圈內側刻有鳥紋並且描金。漆罐通體彩繪，可惜由於木胎腐爛成海棉狀，漆層收縮很難看清。